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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时代资讯定义问题的再思考
时间: 2021-10-15 11:51 浏览次数:
资讯是资讯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对资讯的定义源于人们对资讯实践的历史认识和逻辑判断,定义资讯的理念和方法也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资讯实践活动。我国关于资讯定义的相关研究体现

  资讯是资讯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对资讯的定义源于人们对资讯实践的历史认识和逻辑判断,定义资讯的理念和方法也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资讯实践活动。我国关于资讯定义的相关研究体现了强调性质研究、重视信息传播技术的影响和跨学科、多视角研究的趋势等特点。本文以资讯的“新近性”“资讯报道”“媒介技术对资讯传播的变革”这三个概念范畴为切入点,对“资讯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这一经典定义在媒体融合时代是否还具有适用性的问题进行再思考。关注媒体融合时代资讯形态的变化,审视资讯与人和社会互动的意义建构从人、媒介、社会的视角重新定义资讯,有助于推动媒体融合时代的资讯理论研究。

  编辑概况:雷跃捷,湖南大学资讯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岳麓学者,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王娜,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当前,移动互联、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广泛深入地应用于媒体融合实践,它们不仅带来了跨介质、跨行业、跨符号乃至跨越感官和情感的使用体验,也引起资讯传播在产品形态、生产流程、传播渠道、组织形式乃至资讯传播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变革。媒介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资讯传播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也给资讯学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基于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从资讯定义研究的演变、媒体融合时代研究资讯定义的意义以及由资讯定义引发的几个资讯理论基本问题的再思考这三个方面来考察资讯定义问题,进而将资讯理解为一种事实的传播及其意义的互动,并由此思考媒体融合时代资讯的属性和特征所发生的变化。

  观念的生产直接与物质活动和现实生活相交织,“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马克思,1965:29)。资讯作为资讯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人们在劳动和社会交往中对“资讯”这一社会活动现象在理论层面的认识,蕴含了资讯活动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对资讯活动现象、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等各个要素以及相互关系的历史性评判,资讯定义内涵的演变反映了资讯实践的时代特征和人们对资讯认知模式的不断演进;同时,资讯定义的演变也因资讯活动实践者和研究者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呈现出鲜明的研究特点。本文认为,我国资讯定义的研究呈现了注重资讯性质研究、重视传播技术对资讯定义的影响以及多视角和跨学科开展研究的特点。

  传统媒体时代,资讯传播活动注重其社会功能,强调资讯活动应为特定社会需求服务,这些属性反映在人们对资讯媒体(如报纸)性质和功能的认识上,就有了诸如“喉舌”“耳目”的比喻和指称。根据这一研究传统,我国资讯学关于资讯定义的研究往往从资讯真实、资讯价值、资讯时效、资讯手段等基本要素、职能和作用出发,强调资讯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阶级立场下的性质、功能及社会意义。

  20世纪初,资讯学者徐宝璜将资讯定义为某种事实,他认为:“资讯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之事实也。”(徐宝璜,2016:8)邵飘萍将资讯归结为与人的某种关系,他提出资讯是“最近时间内所发生认识一切关系于社会人生的兴味、实益之事物、现象”(邵飘萍,1924:80)。戈公振在《中国报业史》一书中基于对美国大学报学科的研究,结合受众的需求,认为可从四个方面解读资讯为何物这一问题:一是读者所欲知的事物;二是能引起人人兴味之发生的事件;三是对上述引起兴味与影响的事件的报告,四是有人类之兴味、与人类生活和幸福相关的原质事实。(戈公振,2016:21)时期这性的资讯定义从“注意”“需求”与“兴味”出发,将资讯的内涵概括为资讯内容与受众互动的某种关系,从而将资讯的性质抽象为人们生活中的某些意愿和诉求。显然,这些观点受到了西方资讯理论中面向市场、重视受众感受、在上奉行所谓“超阶级”的资讯观点的影响。

  中国党领导的资讯事业在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以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看待资讯的定义。陆定一将资讯定义为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陆定一,1943),范长江从群众的角度将资讯定义为资讯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范长江,1979),甘惜分强调资讯的现实职能和作用,认为资讯是报道或评论最新的事实以影响的特殊手段(甘惜分,1982:50),而“事实”“报道”“手段”在当时的背景下都体现着无产阶级资讯事业的党性原则,具体表现为强调资讯内容的实际意义和社会影响,反对那些只罗列现象、不管立场是否正确的事实。正如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所说的“大家党所办的报纸,大家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大家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1948)。这种传统也为此后我国学者(何梓华,2008;刘建明,2003;童兵,2011;杨保军,2005;郑保卫,2003)对资讯的理解奠定了理论基础,即坚持唯物主义资讯观,注重资讯现象和资讯本质的辩证关系,反对所谓的纯客观主义,反对所谓“超阶级”“无党派”的资产阶级资讯观点。

  随着信息科学和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国的资讯学研究开始关注信息技术对资讯传播活动的影响,一些研究者从信息理论的视角重新思考资讯定义:或认为资讯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信息(胡正荣,1995),或提出资讯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宁树藩,1998)、资讯是为公开传播的就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张允若,1998)、资讯是多数受众注意的最近事实的信息(胡钰,1999)等种种属于信息论范畴的定义(陈谦,2001;靖鸣,2003;李希光,2012)。关于资讯定义引入信息概念后,怎样理解报道和信息的关系,李良荣在《资讯学概论》中给出了目前被普遍认可的说明:“报道”和“信息”两种认知并行不悖,二者是资讯互为表里的形式和实质(李良荣,2018:27-28)。

  媒体融合时代,数字和智能传播技术更为直接和深刻地影响了资讯定义的研究。研究者注意到了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技术在资讯生产和资讯信息传受关系上给资讯定义带来的变化。《数字化资讯:在线报纸的创新》一文将科技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论视角引入资讯学研究中,认为资讯业态、资讯形态和科技之间是互相塑造的关系(Boczkowski,2004)。王君超分析了网络时代“报道者、报道对象、报道时机、报道方式”等资讯生产流程的转变给资讯定义赋予的新意(王君超,2014)。彭兰从传感器、机器写作、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以及算法终端等媒体融合中前沿技术的运用入手,对资讯源与资讯反馈机制、编辑与写作模式、资讯体验、资讯分发渠道等资讯传播中的重要环节进行了再定义(彭兰,2016),为资讯定义内涵的演变提供了新思路。

  社交平台和自媒体的下沉应用也不免带来传播多元、信息泛化的现象,继而,资讯与非资讯界限的模糊也影响了对资讯报道的认定和传播效果的评价。因此,如何厘清何为资讯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看来研究者们并未取得共识,但仍尝试从内涵和外延上做出一些限制和规范以解决新技术在实践和理念上带来的不适感。有研究者认为:要么提高资讯的纯洁度,对资讯赋予更加严格的定义;要么干脆把新的媒体形态、媒体产品与资讯归结在一起,统统定义为资讯(谭健,2017)。也有学者以解决新媒体平台良莠不齐的传播乱象为目的,试图从对虚假资讯进行规制的角度入手,重新定义资讯,如认为资讯应当是公开、公共、规范的变动性信息(汪青云、贾士倩,2018)。

  21世纪以来我国资讯定义的研究日益呈现出多视角、跨学科研究的趋势。黄旦从历史建构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徐宝璜、陆定一和范长江资讯定义的社会和资讯实践背景,为局限于逻辑层面演绎的资讯定义研究提供了拓宽研究视野的新思路(黄旦,2003);学问研究、语义学(董天策,2001)和符号学、结构主义理论的常识体系也逐渐影响了关于资讯定义的研究。尹连根从权力建构中观察资讯,将资讯定义为现实权力关系新近变动的建构性呈现(尹连根,2011),这类学问的视角更直接指出资讯的意识形态属性,旨在从宏观层面思考资讯传播的意义表达和潜在影响;另外,也有研究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资讯定义文本内涵,或是分析资讯符号意指的主观性、现实性和情景性,把资讯的定义界定为“用来报道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文本”(黄伟成,2009),或是从叙事学出发,根据资讯文本的“纪实性”特征,将资讯的定义修补为“关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的符号叙述”(李玮,2016)。

  从上述文献可以发现,资讯定义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演变,不同阶级、意识形态、学科背景、学术视角对资讯的性质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表述。同时,伴随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资讯定义的研究在对传受双方角色的变化和传播技术发生的影响理解得也更加深刻;此外,在学科研究视角上,资讯定义的研究也体现出包容性,与社会学、历史学、信息与通信科学、符号学和语言学等常识系统都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所有这些努力,有助于发现资讯背后更深层次的物质关系和社会价值。但是,迄今为止,资讯定义没能有效而简洁地把资讯和数据、信息区分开来,这就难以解答在媒体融合时代信息传播活动中如何辨别和区分各类平台中的资讯、数据、信息的难题,给“后时代”如何维护资讯真实性带来了理论上的困惑和伦理上的质疑,给资讯传播活动的科学、有序开展带来了困难。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资讯”的定义不是预设的、僵死的概念,对于资讯定义的探讨,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资讯活动从低级向高级阶段的不断发展。研究资讯定义不仅是大家正确认识和把握资讯的本质特性的需要,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资讯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是联系资讯活动过程、探索和掌握资讯内在规律的基础(康荫,2004:16)。

  首先,从资讯学学科建设方面看,深入研究资讯定义具有创新资讯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意义。作为一门学科的资讯学,其话语体系的创新应当为“谈论和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霍尔,2003:44)。媒体融合时代对于资讯定义的重新理解和表述,不仅要阐释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资讯活动的共性问题,还要反映和说明当下资讯活动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本文对资讯定义的重新探讨,将对媒体融合时代资讯报道主体、资讯价值、受众等要素展开重新分析和理解,以便为资讯学的话语体系创新提供借鉴和启发。

  其次,从新的传播技术给资讯活动带来变革的角度看,深入研究资讯定义具有为资讯学学科体系建设提供方创新的意义。学科体系建设的关键性问题是学科的定位问题,也可以说是学科的性质问题。学科的定位或者性质,是经过长期的学术研究积累沉淀下来的,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特点。资讯学是从长期的资讯实践中总结抽象出来的一门实践性学科。现阶段,新媒体技术给资讯活动带来巨大的变革。譬如今日头条、抖音、快手等信息聚合平台,个人微博、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等自媒体和平台已经在没有传统“把关人”的情况下向社会直接传递各类信息,并影响公众对资讯事件的接收方式、态度和行为。换言之,如果资讯不能构建受众认真对待的世界,或者不能影响受众的行为,那么资讯将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迈克尔·舒德森,2003)。目前,人们对事实的认知已经被重复的信息推送和各种角度的再解读所影响,如何理解资讯与大众的现实相关性,找到人们对资讯产生关心的缘由?资讯在大众认知中究竟是事实、报道抑或是信息?这些都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鉴于单凭观念形态上的形式逻辑推理难以真实、完整地反映资讯实践的变化状况,更不能代替对资讯实践的探索和分析,本文对资讯定义的再思考,将避免仅仅通过横向比较各种资讯定义的相似或区别来开展,专注于资讯实践的变化给资讯定义的说明带来的改变。换言之,本文对资讯定义的思考,将坚持从媒体融合给资讯实践和资讯学研究带来变革的立场出发,重拾将资讯学当作一门实践科学的本来意义。

  最后,从资讯传播活动与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的角度看,深入研究资讯定义具有为资讯学学术体系建设提供新思路的意义。媒体融合时代,资讯传播活动在深刻地影响人们的认知和社会的集体意识。梅罗维茨认为,传统媒体时代,物质场景的分离扮演了“社会—精神缓冲器”(约书亚·梅罗维茨,2003:37)的角色,受众有时间和空间来缓解和消化电子影像引起的现实生活的行为和情感波动。然而,在如今的信息洪流和全息传播的环境中,社会交往愈发由现实物质性转向超现实的虚拟性,现实和虚拟二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这样的媒介生态中,媒介使用者的行为调整和情感修复有可能更为困难。诸多经典理论表明:资讯不仅反映现实,还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在媒体融合时代,资讯生产的速度以秒计,媒体对资讯定义的潜在理解,会影响资讯呈现的结果,继而潜移默化影响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带来社会行为、群体心理的变化。因此,在媒体融合时代背景下,开展对资讯定义的探讨体现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学意义。有学者称对资讯定义的理解能帮助人们结合读者所消费的资讯项目,发现和探索社会意义上有关人类行为的线索(帕梅拉·舒梅克、斯蒂芬·里斯,2013),这将把资讯学学术研究引向广阔的社会学、心理学、学、管理学等学科融合的境界。

  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陆定一将资讯定义为“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陆定一,1943),本文对媒体融合时代资讯定义的研究也基于对这一经典定义所涉及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再思考,以探讨资讯定义发展变化的现实与可能。

  陆定一的资讯定义以及时和动态作为选择资讯事实的依据,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为了破除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强调资讯事实的及时性。在资讯手段不甚发达和资讯学研究较为薄弱的情况下,陆定一的这个定义不仅可以从学理上将“资讯”和文艺、历史区别开来,而且在资讯实践方面也能够及时报道鲜活生动的群众运动和生产实践,以便提高资讯报道的针对性和战斗性。随着社会发展和资讯事业的成熟,资讯的及时性成为被普遍承认的资讯的基本属性之一。

  媒体融合时代,在数字化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推动下,资讯报道和资讯事件发生的时间间隔基本消除,实现了即时同步传播,空间上也有着更为丰富的互动。随着移动传播技术的发展,譬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启动建设我国第一个基于5G技术的国家级新媒体平台,将会以更低的延迟实现更大量资讯信息的传播。这样,资讯的泛化现象已不可避免,资讯工作面临的主要矛盾将不再是如何缩短和消除资讯事件从发生到发布之间的时间差问题,资讯报道和资讯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面对的挑战不是由时效性差和内容贫乏造成的,而主要是由资讯媒体为了在社交平台争夺注意力以更快的速度传播信息的同时,却无法保证信息的线)。资讯活动进入了所谓后时代,相比时效性,资讯内容的不完整、不确定和戏剧性反转更伤害着大众对资讯的认知。

  基于此,本文认为,“新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资讯的独特性并非全然体现在时效性上,人们对资讯的态度也不仅是对其新鲜度的希望。作为全国性年度优秀资讯作品最高奖,中国资讯奖在近些年的评选办法和获奖结果中并没有将“及时性”列为优先考量,而是强调对作品导向正确、内容真实性和创新性等因素的要求;同样美国的普利策奖中“新近”也不是最为重要的考量,其获奖作品中常出现采访调查长达几年才完成的资讯报道,第100届普利策奖中,引人注目的是美联社一组历经18个月的系列报道,因揭露美国海鲜供应链中的劳工而获得公共服务奖。

  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融合时代定义“资讯”面临的是如何体现与“新近性”同样重要甚至更为迫切的资讯属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解答人们对于资讯定义在事实选择方面的困惑,解决互联网平台的各类信息推送与资讯本体经常混沌不分的问题。

  “资讯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在这里,“报道”是定义资讯的属概念。“报道”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通过报纸、杂志、广播或形式把资讯告诉群众”或者“用书面或广播、电视等形式发布的资讯稿”,它作为“资讯”的属概念,是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说明“资讯”这一社会现象的(雷跃捷,1997)。但是在媒体融合时代,用“报道”一词作为“资讯”的属概念,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例如,“报道”这样一个侧重于表述传统媒体单向传递的词汇是否能反映媒体融合时代资讯的双向传播特征?“报道”又如何说明UGC(用户生产内容)影响下的资讯生产的内涵?类似的问题给“报道”作为资讯的属概念带来了逻辑和实践的困扰和质疑。

  媒体融合时代资讯活动不再是传统媒体单向的“报道”过程,就活跃程度来说,受众已由旁观者或者接受者变成能动的资讯生产者和传播者,过去传者和受众两个对立的概念,在社交平台上日益呈现融合的倾向,诸如社群资讯、UGC资讯、对话资讯、服务资讯、“辫子资讯”、公共资讯、人工智能资讯等都是资讯传播活动在传受关系和传播方式发生变化的具体形态。其实,陆定一在对资讯学基本观点的阐释中,也提出必须赞成把专业的资讯工编辑与非专业的资讯工编辑结合起来的路线,反对把二者开来的路线,进而,资讯报道和资讯工作的开展与非专业人士密不可分,尤其是要发展和团结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联的非专业的记者(陆定一,1943)。只是由于受当时物质基础、教育程度、媒介条件和经验积累的局限,导致大众传播时代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处于单向性和被动性的地位,这也限制了人们对于资讯传播本质的认识。现阶段,有必要从资讯定义的角度来重新考察传受双方的互动性、互换性和融合性,探讨这些变动给资讯带来的变化。

  除上述原因之外,“报道”一词也没有充分体现“再传播”的力量——后者是媒体融合时代资讯传播渠道和形式的改变所带来的。路透研究院的一项报告显示,过去三年约53%的用户通过搜索引擎、社交媒体、资讯聚合、算法排名等方式而不是通过媒体官网去寻找资讯,以至于报刊出版机构也愈发使用这种方式吸引受众(Reuters Institute,2018)。在中国,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社交平台在信息传播量和传播力上都不容忽视,这种资讯获取方式会产生一种“再传播”的力量,虽然不曾原创,但仍影响着大众对资讯的认知。这种影响力就类似于本雅明对复制艺术品的说明,由工业技术产生的复制物取代了原本独一无二的存在,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借此,它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重要的现实活力(瓦尔特·本雅明,2002)。媒体融合时代,资讯信息数据的形式通过算法推荐由各类信息聚合平台和社交平台抵达受众,这一过程中资讯经过层层筛选、评论和转发,其原来的含义可能已经被解构,继而产生一种再传播复制的活力。这种活力独属于新形式的媒体,改变了原来的资讯内容指向。因此,从学理上来说,其新产生的文本之外的信息已无法用“报道”这个概念来界定。

  本文认为,思考媒介技术的演进给资讯定义带来的变革,会让人们将“资讯”作为一种技术化了的社会意识,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系等联系起来思考,对此问题的探讨可能溢出了资讯定义范畴本身,但又是极为重要的,它反思的是有关资讯传播活动的主体性问题。

  首先是虚拟现实技术给资讯感知带来的改变——资讯传播活动不仅是认知事实,而且涉及资讯传播活动主体的体验和感受。例如,Quartz机器人工作室(Bot Studio)在报道“卡西尼”号飞船的溶解过程时,就是利用AR技术加入飞船的3D模型帮助用户获得感性体验和认知理解。在目前全景式和沉浸式资讯的大趋势下,资讯与主观情感的联系愈发不可分割,资讯定义也面临如何反映信息新技术给人们带来的交互式感官体验这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其次是来自人工智能等与人类理性逻辑和经验运用相关的智能技术的挑战。2018年,新华通讯社和搜狗企业联合开发人工智能资讯主播,日本放送协会也尝试在节目中引用人工智能直播yomiko,每周直播五分钟的晚间资讯,MicroSoft、Tencent等科技企业也研发了算法资讯和机器人写作,等等。这些媒介技术是否将人文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资讯传播变成经济意义上的资讯生产和技术研发层面上的资讯制造?继而,大家所说的“资讯”是否还是专指人的主体活动和智慧体现?这些问题是当下定义资讯的另一个层面的难题。

  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个思考的新面向——媒体融合时代,资讯的内涵和外部表征是由媒介支配吗?回答它,要先解决一个认识或者逻辑的前提问题,即媒介技术与人类现实的关系是什么。本文认为,哈贝马斯的关于认识的三个层次的理论在方意义上具有启示价值。具体而言,对技术的认识兴趣包含在经验—分析的科学观中,进而,对实践的认识兴趣包含在历史—说明学的科学观中,最后,对解放的认识兴趣包含在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观中(尤尔根·哈贝马斯,1999)。在对技术和资讯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层面的认识时,尽管还没有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来设计一套完整科学的指标体系用于分析媒介对资讯活动的改变及其后果,但是,大家无论是从马克思、海德格尔、阿多诺、芒福德、麦克卢汉等理论家对人类历史过程中技术角色的论述里,还是对现实经历的报纸、电视、广播、数字传媒等几次传媒变革的感性经验的总结中,都能感受到媒介技术发展与人类资讯活动联系的多样性和相关性。一些工程类的学者,如科技史家霍尔、技术哲学家文森蒂、莱顿等认为技术和相关工程致力于创造人工物,技术哲学家皮特认为应当把人包括到创新或发明的创造及应用之中(约瑟夫·皮特,2012:70),并以此来形容技术与人类关系的不可分割;德布雷专门用“媒介域”来形容相互交织的传播整体——媒介是信息和人的传递和运输环境,包括与其相对应的常识加工方法和扩散方法(德布雷,2014:261);媒介环境学更是将技术环境中的资讯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生态”来研究(林文刚,2007)。学界和业界至少可以在媒介绝不仅仅是资讯传播的应用工具而是可以影响资讯本身、认识人类世界的一种社会存在这个观点上形成共识。

  过犹不及,资讯是人的劳动和社会交往的产物,资讯业应小心避免由技术决定论带来的危机。哈佛尼曼资讯实验室的一份研究报告曾显示,资讯业似乎患上一种“技术依赖综合症”,对人工智能、VR和AR技术以及算法技术和社交平台分发渠道的过度依赖常常造成资讯工编辑的恐慌(哈佛尼曼资讯实验室,2018)。若任由这般发展,饱含实践性和现实意义的资讯活动有可能失去了人的活力和创造性,也可能失去了作为能动的社会意识对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这样不免令人担忧媒介技术的负面后果,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为了人类解放的桎梏,成为了人的工具化,甚至是去人性化。

  因此,围绕“技术”对资讯带来何种改变进行集中讨论时,本文坚持认为资讯活动的本质是人的实践,对媒介技术给资讯定义带来的种种疑惑需要“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2012:139-140)。对资讯定义的再思考也要去神秘主义和恐慌情绪。既要承认媒介技术的演进给资讯定义带来的不稳定性,避免只强调传统的资讯构成因素与形态,忽略被技术影响的资讯形态和资讯活动,又要认识到媒介技术并不是资讯内涵延伸的唯一因素,忽视资讯定义中”人”的实践性会造成资讯概念本身的异化,带来的后果是将资讯定义这种“资讯是什么”的理论追问异化为对“资讯的手段和目的”这一对辩证关系的简单、肤浅的功利性说明。

  当前,汇聚了、经济、社会、学问和媒介技术因素的媒体融合仍在快速发展,由于越来越多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介入,资讯生态系统会变得愈发复杂,而人们对它的认识还缺乏充分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在此背景下,对新内涵和新形态的“资讯”重新下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义,为时尚早。但人们至少可以将资讯理解为事实的传播及其意义的互动。它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对资讯定义的说明呈“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新近性、重要性、公开性等资讯特性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代发展发生变化,但是资讯本源是“事实”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它是唯物主义资讯观最基本的观点。目前繁杂的资讯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资讯传播主体将资讯的要素凌驾于资讯本源——事实之上导致的;另一方面,将资讯理解为意义的互动,意味着应在人、科技、社会这种更宏大的视角中展开关于媒体融合时代资讯定义的再思考,重视资讯传播与受众、社会的互动。这有益于大家在审理传播科技时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情感恐慌与盲目,能够以理性的学术认知加深对资讯活动的了解、参与和体验,推动资讯传播实践和资讯学研究健康、深入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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